学界普遍认为互联网时代政府公民应建立伙伴关系

●互联网是国家与社会，政府和人民互动的最有效平台。与传统媒体单方向的信息传送不同，互联网是双向的，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沟通。

———郑永年

●社会管理涉及两大部分：政府和公民。互联网在两者之间起到一个互动作用，形成一个互信、互助、平等、合作的关系。这个很重要，尤其对于今日转型社会尤为重要。

———许耀桐

●在互联网时代，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定位，还是取决于双方的心态。在我看来，政府与公民之间应有一种正面心态看待问题，政府应将人民视为伙伴关系角色。

———蔡玮

4月29日在广东惠州举行的首届华人网络论坛引起强烈反响，此次论坛的主题“互联网与社会管理创新”也持续发酵，获得学界、政界、舆论的持续关注。

今年，中央将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”提到新的高度。继2月中央党校举行了为期5天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后，社会管理创新随后写入今年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和十二五规划。南都记者统计，目前，全国31个省(市、区)均成立了社会管理创新领导小组。

我国的社会管理创新应朝哪个方向发力?互联网在其中将起到什么作用?如何看待互联网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关系?南都记者采访了三名分别来自新加坡、台湾和大陆的学者。

社会管理创新应该从哪里发力

南都：目前，各个省市纷纷成立了社会管理创新领导小组，不过目前尚没有一个省市出台具体方案。就你看来，中国的社会管理创新应该从哪里发力?

许耀桐：今年是“十二五”开局之年，可以说是“社会管理创新年”，成为一个很好的实践开端。各地应该在国家和各地区“十二五”规划纲要的指导下，进一步推出一些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方案。当然，这不是短期能拿出来的，需要积极思考、认真谋划。

目前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，我想主要是重点解决包括民生在内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，比如，政府在公共财政方面，如社会保障、医疗服务、教育设施、住房建设、社区关怀等与百姓息息相关的问题加大投入。这些问题还是属于物质技术层面的。同时，国家还要在公民道德、法律意识、人与人关系的提高和改善方面，有新动作。

社会管理创新发力点，应该从民生方面下手。社会管理问题主要就是解决政府和公民之间关系。公民最关心的问题，就是那些公民日常生活关联度最大的民生问题。

郑永年：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，提社会管理很重要。经济、社会的转型带来了很多社会变化，其中一个变化就是很多新的社会力量已经产生或者正在兴起，社会阶层变得越来越复杂。这时候，政府如何对社会进行管理是一个很大的课题。

在这方面，政府也在寻求有效的方式。上世纪90年代，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参政，这是中国共产党最具创新的一个做法，是政治创举，也使得执政党生生不息，不断进步，与时俱进。

而到了现在这个阶段，社会又有了很大的变迁，如果是继续走20世纪90年代的路，把新鲜的社会力量吸纳到政权中来，那就很好，这也是我认为社会管理创新首先应该发力的地方。以农民工、N G O为代表的社会组织、志愿者等新社会群体都应该纳入进来，让这些社会力量来做一部分社会管理。

南都：也就是你说的社会自我管理。

郑永年：对，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政府管得太多。在社会管理上，中国政府的负担远远大于其他很多国家。政府管得太多了，就容易管理不好。实际上，一些社会组织可以完成的事情，应该尽量放权下去。

要做到这一点，对于中国来说，最关键的因素在于领导干部。领导干部要解放思想，敢于放权。现在很多地方领导对于社会组织、志愿者群体还是很恐惧。

珠三角怎样才能成为社会体制改革示范区

南都：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社会管理创新时，提出要率先将珠三角地区建设成为社会体制改革示范区。现在很多省市领导也在马不停蹄进行相关调研。这个示范区应该包含哪些元素?你理想中的社会体制改革示范区应该是什么样子?

郑永年：广东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，进行社会管理创新，应该说条件成熟了。比如，广东的广州、东莞、深圳外来人口很多，市民社会相对发达。而且广东在社会体制改革、社会管理创新领域已经进行了部分尝试，现在已经不是一张白纸了，比如广东的网络问政就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表现。

如果要我给这个示范区下一个定义，那就是：以最小的成本管理出一个和谐的社会。也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强政府、强社会。在学术界，国家与社会，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四种情形：第一是强政府、弱社会;第二是强社会、弱政府，第三种是弱政府、弱社会，第四种强政府、强社会。最差的情况是第三种，而第四种情形强政府、强社会最理想。在这种模式中，政府与社会各自分工，是伙伴关系。

许耀桐：珠三角地区要搞示范区，在物质力量方面具备相当条件。珠三角区域内的城市，大多因其产业基础雄厚，使得政府财力比较雄厚，可以有较多公共资源投入到社会民生事业当中去。

社会管理创新，体制改革是个大问题，这就要从社会管理体制进一步走向社会治理体制，政府要实现由“管制”向“管理”和“服务”职能的转变。创新社会管理体制，实现社会治理，就是要实现从以政府为单一主体、以单位为主要载体、以行政为主要手段、以管制为主要目的的传统模式，转向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调节、居民自治管理良性互动、社区管理与单位管理有机结合，多种手段综合运用，管理与服务融合、有序和活力统一的多元治理、共建共享的新模式。因此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，必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。

南都：珠三角区域内的行政体制改革，使得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有了相对明确的改革空间?

许耀桐：是的。目前珠三角地区的深圳、顺德等地都在按照大部制的要求进行行政体制改革。政府调整了职能后，必定要向社会放权，必定要依靠社会组织和公民组织，为公民提供均等化和多样性的公共服务。

南都：在你看来，政府放权对社会管理创新有直接促进作用?

许耀桐：目前，据我所知，顺德准备进行新的尝试和制度探索：设立较少政府机构，有效转变政府职能，目的在于开放公共事务，促进全社会参与公共事务治理。当初我们在设计制定顺德的政府机构改革方案时就提出，除政府的管理与服务外，今后只要具备公民组织和行业组织、中介组织承接的客观条件，能放则放，能简则简，大力促进社会组织良性发展。通过这些努力，必然会开创出公共事务的社会参与和共治共管的新局面。

互联网可以为社会管理带来哪些创新

南都：我们谈到互联网与社会管理创新，互联网究竟可以为社会管理带来哪些创新?

许耀桐：现在中国的互联网网民大概是4.6亿，到今年年底估计可以突破5个亿。中国现在的手机用户是8.89亿，到今年底估计要突破9亿。大家知道，现在有手机就能上网，因此，中国实际的网民数量要更多一些。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判断，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网民社会、网络社会。谁要是不重视这些人群和网络这个技术手段，会出大问题。因为网络技术特征，很多网民都会通过网络，发表言论和诉求，以达到政治参与目的。同时，这样的政治参与，也使得社会管理模式发生变迁。比如，政府官员要善于使用网络语言和网民更好互动，更好了解民意。

另外，互联网是真实世界的延伸，网络背后网民因为兴趣爱好，促成社会的自我组织化，比如现在网络出现不同的网络社群。

这些原因促使政府在权力使用方面，有了新的尝试，比如党务、政务以及社务公开，这样使得权力可以有效监督。同时，因为网络特性，政府在吸纳民意、知晓民情、体现民智方面都有新的技术手段。所以，政府应该重视互联网作用。社会管理涉及两大部分：政府和公民。互联网在两者之间起到一个互动作用，形成一个互信、互助、平等、合作的关系。这个很重要，尤其对于今日转型社会尤为重要。

郑永年：互联网可以为社会管理带来的创新太多了，互联网对塑造强政府、强社会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。

首先，互联网可以促成社会的自我组织化。现在互联网产生着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互联网社群。这是个好现象。互联网的一个特点就是信息交往。传统社会都是地方性的，受地域的限制。现代媒体产生之后，改变了这种情况，互联网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情况，互联网促成了大规模的社会共同体的产生。

其次，互联网是国家与社会，政府和人民互动的最有效平台。这个平台哪个政府都不会放弃。与传统媒体单方向的信息传送不同，互联网是双向的，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沟通。

第三，互联网可以促使社会更好地参与政府决策。比如通过互联网来为政府出谋献策，即“网络问政”。

南都：互联网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应该是什么角色?

郑永年：应该是一座桥梁。通过这个桥梁，建立政府与社会的伙伴关系。

蔡玮：在互联网时代，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定位，还是取决于双方的心态。在我看来，政府与公民之间应有一种正面心态看待问题，政府应将人民视为伙伴关系角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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