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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外国青年的眼睛[新闻]

发布时间:2020-11-13 15:28:58 阅读: 来源:记忆枕厂家

面对外国青年的眼睛 一   “你知道我的中国名字吗?老师!”

问话者是位欧洲少女。棕黄卷发飘洒在双肩,线条优美的小嘴抹了厚厚的口红,碧蓝的眼睛滴溜溜地转。她穿了件黑红相间的花格衬衣---如果可以叫衬衣的话。因为,它没有袖子,领口开得极低,长短刚过肚脐。白白的胳膊和金晃晃的项链全露在外边。

“你叫如意。是法国女郎。”我说。

“嗯哼?”她高兴了,两个耳坠子明光光的,打秋千似的晃动着,“马老师知道‘如意’在汉语中的含意吗?”

“那是说,你在中国将百事称心,万事顺利哟!”我以调侃的口气说。大约我已不象中国的大学教师,倒象吉普赛算命巫婆了吧。

法国女郎笑了,把穿着牛仔裤的腿往沙发扶手上一迈,吐出一个烟圈。

这是在我给留学生上的第一堂课上。如意是最后一个进门的学生,迟到五分钟。据说她总迟到,动辄还要两指夹一支香烟丢给正在讲课的教师。有一次,上课铃响了许久,教师问各国学生:“咱们还等如意吗?”日本学生伊藤不以为然地说:“不要等那‘坏分子’。”教师忙告诫:“不要用‘坏分子’称呼一个姑娘!”伊藤反而乐了,说:“我们的中国话,和老师教的常常含意不同。比如说,欧洲同学叫我‘三好学生’,您猜是哪‘三好’?吃得好,睡得好,玩得好!”

留学生中另一姑娘,是荷兰的俞荷白。她的个子不高,黑油油的黄皮肤,漆黑的头发剪得象大串联时的红卫兵。她穿一身板板整整的男孩子服装,连脖子上的纽扣也系得严严实实。不施脂粉,不苟言笑,进门问声“老师好”,就正襟危坐,大而圆的黑眼睛全神贯注地望着黑板。

两个英国学生到得最早。中等个儿的韩克图长了一双浅绿色眼睛,熠熠闪光,眼神既温柔又善良,蓬松的卷发带着火焰般的光芒。他住在中国学生宿舍,我前一天晚上找他了解学习进度和要求。他说,我们最不乐意听冗长的作家生平介绍,最想听听艺术分析。我说:“把你的笔记拿给我看看。”他马上脸红了,呐呐地说:“我记得不好。”怎么也不肯拿出来。进课堂时,他一手提暖壶,一手拎两个茶杯。

“你怎么带两个杯子?”和韩克图一起进门的高个子英国青年贺安雷问。

韩克图谦恭地笑笑:“有老师的一只。”

英国人之后,进来了敦敦实实的伊藤直哉。进门便深鞠躬:“这位老师是---”听了韩克图如此这般的介绍,他又来一个九十度鞠躬:“我有燕(眼)不识泰山!”

他会灵活地运用汉语词汇,尽管读音不准。据说留学生特别注意四声,上课时人手一册英汉词典,动不动就去翻检,而且还常打断老师讲课:“老师的四声错了。”

留学生听课和本科生迥然不同。他们不怎么记笔记,但听课很专心。蓝如海水或绿似深潭的眼睛---欧洲人的眼睛,与黑如点漆的日本人的眼睛,瞪得一般圆,紧紧盯着老师。这可糟了。给本科生讲课,学生低头“唰唰唰”记笔记,教师便可以低头看讲稿。留学生眼巴巴地瞅着你,怎么看?只好不看。两位欧洲姑娘和伊藤尚有时翻开笔记本记上点什么,那细高个贺安雷的眼睛简直眨也不眨,盯得人如芒刺在背。他时而脑袋一歪,“嗯哼?”听不懂了,请进一步解释。时而手忙脚乱地查字典,又去琢磨四声,似乎教师有无学问,全在于四声是否说得准。

常有这样的情况:你认真推敲,重点讲授的地方,诸如思想性啊,艺术性啊,对他们如东风吹马耳。你无意中冒出句什么话,他们却齐伙儿兴趣盎然。这时,你便要把一句最无关紧要的词语,常常中成语,什么“独立物表”啦,“顾影自怜”啦,写到黑板上。“嗯哼”者们便如获至宝,人人动手,一笔一划抄写在本子上。

似乎这是来中国留学的很大收获。

“老师说,西门庆娶李瓶儿为妻,违背了中国传统道德,因为什么?那句话怎么说?”

“朋友妻,不可戏。”

“请写在黑板上。谢谢。”

“你们懂吗?”写完后,我问。

“似懂非懂。”贺安雷说。

我立即表扬他:“瞧,你已经十分恰当地用了一个词。”他裂开大嘴,开心地笑了。

有时,我试图采用欧美文学作类比,以便欧洲学生可以接受。

“你们问什么是风格?风格即人。以英国文学而言,同样写爱情,同样是女作家,《呼啸山庄》使读者如处凄风苦雨中,奔波于泥泞小路,《简爱》令人如食橄榄,酸甜各半,《傲慢与偏见》却象花前月下俊鸟的啼鸣。是否可以这样概括你们英国三位女作家的风格?韩克图?”

“我不知道。我没学过英国文学史。”韩克图平静地说,直率地说,毫不掩饰地说。

我倒是从心底佩服他。如果是我,有无勇气承认,某一部书是我理应读透而实未涉猎的?

敢于当众不动声色承认自己没学过英国文学史的韩克图,到了课间休息,又天真地炫耀起来:“啊哈!你们瞧,我会写一个繁体字!”于是,大家围在黑板前看他描字。

“啊哈!你们瞧,我这把---”瑞典学生傅瑞东拿出一把折扇,也要卖弄一番,却偏偏忘了怎么称呼,慌忙现买现卖,“马老师,这叫什么呀?”

“折扇。咱们讲《桃花扇》,就是这样扇子。”

“这是我来中国的纪念品。”傅瑞东摇起折扇,得意洋洋地说。

三苏格兰青年贺安雷喜欢打断我的讲课,匆忙表示不同意见。

“我不同意老师的这些分法:《西游记》是浪漫主义的,《红楼梦》是现实主义的。这样分,简单得很,可是没有任何意义。”

“那么,你以为怎么分好呢?”我反问,“若按英国文学理论,这类书算什么类型?”

“对不起。”贺安雷耸耸肩,“用汉语讲不清。”

这也罢了。文学评论本是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。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。听听这些外国青年的意见岂不可以开阔眼界?他们提问题,我就解释,时而辩论几句,课堂气氛倒活跃起来了。

有一次,我却给惹火了。

“猪八戒是个成功的人、神、物融合的艺术典型。”

我刚说了一句,贺安雷便插话:“我不喜欢中国当代文学。人没有人的特点,成了莫名其妙的神。”

“我也不喜欢某些公式化、概念化的作品。”我忙转换话题,“对猪八戒怎么看?学者们有分歧。有的说,猪八戒反映劳动人民的弱点,这显然不对。好吃懒做不是劳动人民才有的。有的说---”贺安雷慌忙抢话:“依我看,猪八解(戒)反映了中国高级干部的特点。”

我的心一沉。想必同时脸也沉下来。幸亏有了杀手锏,应声而对:“你说得不对。你看过《十里长街送周总理》吗?人民顶风冒雪,扶老携幼送灵车。那才是中国高级干部的楷模。猪八戒与中国高级干部不能同日而语。”

贺安雷沉吟片刻,要求把“楷模”二字写到黑板上。

我请出周总理英灵,堵住了英国青年的嘴。但我仍不自在,不踏实。我的心仍在往下沉---这几年,某些笔墨耕耘者,只要自己因为“文革”受过磨难,就以为献给读者一部揭露阴私的小说,一篇展览脓疮的文章,一首指桑骂槐的诗歌,一出阴气森森的戏剧,是他神圣的义务。老干部则受到了类于病梅的遭遇:“斫正而养其旁条,删密而夭稚枝,锄正而遏生气。”(龚自珍《病梅馆记》)结果呢?对消极面的扩大描写,不单纯为居心叵测者利用,更会使不明真相者受蒙蔽,以为这些乌七八糟便是中国社会之本质。“猪八戒象……”便是报应!

“老师,我不忍心反驳你举的例子。周恩来属于全世界。”课间休息,贺安雷又说,“可是,中国当代文学中,周恩来们哪儿去了?有的干部连猪八戒还不如,猪八戒至少不投降。”

我啼笑皆非,他把“恶攻”罪名巧妙地转赠给我们某些当代作家了。

唉,应当尽量从生活中发现诗意,挖掘美。至少,从民族自尊心、爱国心出发。我不由得沉思。

爱说话的贺安雷又向日本同学发问:“伊藤,暑假到哪儿去旅游?”

“去中国南方。”

“去香港吗?”

伊藤用他那双机灵的黑眼睛看一眼英国同学,睨一眼中国老师,提高了嗓门,清清楚楚地说:“香港,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我去中国南方,当然包括去香港。”

这会儿,轮到英国小伙子难堪了。贺安雷做个鬼脸儿,想说什么,却终于没有说出口。

我惬意得很,国为伊藤的友好态度;更因为贺安雷也是一个幼稚坦率的人。我还听说,法国姑娘如意翻译的中国名著已在巴黎发行,这位貌似落拓不羁的少女实际上是位自强不息的学生。我还感到,留学生教学工作会促使我们深思一些平时作壁上观的问题。“教学相长”竟是一句没有国界的格言呢。

《面对外国青年的眼睛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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